2014 年以来，中国一直在进行着所谓的减税清费，成效究竟如何？与国际比较，中国的宏观税费水平目前高出多少？水平多少合适？今后应当分几年减税费？各年规模和总规模应当多大为宜？这里就此并以国民收入在企业与政府间错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，进行讨论。我们的研究团队，正在计算各方面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。因为减税费是一个最为紧迫的改革，因此，将我们研究的这部分结果先发表出来，供各方了解和参考。
一、中国宏观税费负担到底高出多少？
在政府与个人和企业之间，存在着这样的体制安排和风险防范：一是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要建立起制约关系，避免公权力部门膨胀较大、效率较低、支出过度、资源浪费等消耗税款的情况；二是国家的治理能力较弱，个人和企业太分散，不愿意缴纳合理的税收，政府筹集收入的组织力不强，出现不能提供有效公共管理、理想公共服务和满意基础设施的问题。
建国以来，我们在经济体制上，所有制方面发展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，资源配置上实行了计划经济，政府的经费来自于企业的上交利润，农村上交的公粮和其他农业产品，没有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税收体制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逐步地改革，宏观收入水平，从高到低，1995 年最低时为 16.45% 左右。1992 年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了税收及政府其他收入体制的改革，分税制改革增强了税收向中央集中的力度，养老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险金开始建立和征收，土地使用从政府无偿划拨逐步改革为协议和招拍挂出让，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项通过收支两条线合法化，结果宏观税负率很快上升到 2013 年的 38.27%。显然，政府向企业等纳税人筹集的收入水平，即使按照最高限 28% 的水平，也多了 10 个百分点，规模达 56613 亿元，超过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适度宏观税负率。
从表 1 看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2005 年的宏观税负水平 26.43%，其后每年负担平均增加 1 个百分点，2010 年达到了 36.22%。从表 6 - 2 可以看出，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发达国家的平衡宏观税负率降低到了 33.4%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率只有 17.0%，体制转型国家的税负率为 29.1%，所有国家平均税率为 21.8%。中国 2017 年宏观税负水平，分别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和平均水平高出 19.2 和 7.1 个百分点，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。
从中国政府的收入结构看，宏观税费负担提高到适度水平以上，主要是土地出让金、社会保险金和行政性收费三大部分快速增长所致。当然，政府税收部分增长也不慢，年平均增长都快于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。从征税对象看，各项税收和费金，主要从企业中收取，后来开征的个人所得税比例较低，房地产税没有开征，最保守估计，政府收入的 85% 来自于企业。
从表 3 中国企业税负与世界其他国家税负比较看，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高出近 29.73 个百分点，比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 28.85 个百分点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26.84 个百分点。当然，这里有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因素。但是，政府收入的负担，主要还是压在企业身上。
二、高税费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？
从表 1、2 和 3 的数据看，我们 2017 年宏观税负率为 36.20%，均高于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、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，我们也属于二元体制转型国家，即使按照转型国家 29.1% 的宏观税负率计算，2017 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，高了 7.1%。
那么，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税负水平，到底为多少合适呢？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8600 美元，虽然经济总规模较大，从“人均 GDP 水平越高，税负承受能力越强；而人均 GDP 水平越低，税负承受能力就越弱”的道理看，比照世界各国宏观税负水平，即使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考虑进去，我认为在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，最多也不能够超过 GDP 的 30%。
因此，从 2017 年的数据看，政府从国民收入中多分配了 58973 亿元。政府过多分配国民收入，导致企业投资减少还原，其模型为：
中国政府收入的 85% 来自于企业交纳的税收、费项和基金等，则企业应该投入而没能投入的资本⊿K1=50127 亿元。
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计算中国近年的投资生产率为 15% 左右，我们将此设为最低，考虑资本生产率高中低为 15%、25% 和 35%，则应投而未投的产出损失为 7519 亿元、12531 亿元和 17544 亿元。我们取中位资本生产率水平，则 2017 年产出损失占 GDP 的 1.52%。
三、前三季度究竟减没减税费
这个分析的含义为，宏观税负降低到 30%，政府如果没有过多地分配国民收入，企业投资的资本要素正常增加和配置，2017 年的 GDP 应当是 839643 亿元，比 2017 年的 827112 亿元，多出 12531 亿元。
笔者认为，由于中国目前税费水平较高，主要是行政和经济建设支出过多，并且，一年内减税到位，我觉得也不太现实。但是，减税五年，可能时间太长。考虑目前分配格局的承受能力，减税降费还是分三年实施为宜。
从 2018 年前三季度的政府收入看，1 到 9 月税收为 127486 亿元，行政收费为 18345 亿元，土地出让金收入为 42298 亿元，土地出让金以外的基金收入为 7050 亿元，发行彩票收入 3835 亿元，国有企业资本经营上缴数假定与去年同期水平相同为 1875 亿元，社会保险基金 39300 亿元，则前三季度财政总收入为 240189 亿元，前三季度 GDP 总规模为 650899 亿元，宏观税费负担水平达到了 36.2%。
四、应当减多少，分几年减，总规模多大？
笔者在总的研究中，也对中国减税费的标准进行了划定，即不超过 GDP 的 30% 红线，据此计算了应当减少的税费规模。但是，一年减的力度太大，可能财政支出方面不能适应，于是形成了一个三年减税费的计划，并测算了其增加产出的成效。
设想从 2019 年开始真心实意地减税降费，分三年达到合理水平 30%。2018 年 GDP 约为 881701 亿元，按照不改革基准 1 和人口因素可能影响的基准 2 各年 GDP，通过减税还原，并假定因市场需求环境开始改善，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，GDP 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加快了 0.4% 到 0.43%。据此 2021 年时，对比基准 1（不采取任何改革）和基准 2（人口因素压力太大），增加了 12797 亿元和 16888 亿元的 GDP 产出。三年中宏观税费水平降低到合理的 30% 水平，需要共计减税 56000 亿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