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）官商合办时期：无民间资本敢入股
1872 年 8 月，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《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》出炉，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性质是“官商合办”。
按照章程规定，户部拨款 20 万串制钱，作为开办企业的本钱，“以示信于众商”。但是，规定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，更没有涉及到公司具体的股权分配问题，且有招商局由官方管理，官方只收取官利，不负责盈亏责任的明确规定。
这成了招商局初期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，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。
到本年 12 月，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，重拟《招商局条规》28 条，明确强调了华商股份的权利，凡有股份者都能享有分红。同时，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和政府收益的维护。
图：1873 年的轮船招商公局股票
（2）官督商办时期：招商局赢利颇丰
为打破招商不利的局面，1873 年，李鸿章派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，试图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来运作企业。
唐、徐二人提出“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”，要求剔除官办因素，按照“买卖常规”招募股份 ——此前，唐曾批评过招商局的“官商合办”，可谓一针见血：“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，却没有经营的权力。生意赚了还好说，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？”
唐、徐的要求获得李鸿章认可而写入新的《招商局章程》后，商局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，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。招商局的运营方针，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“承运漕粮，兼揽客货”，改作了“揽载为第一义，运漕为第二义”。
这一方针的变化，既是民间商业资本在招商局内部占据上风的表现，也体现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在与外商资本竞争上的信心——将公司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，则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。此后，英国太古、怡和轮船公司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，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“买办股东”的通力合作下，旗昌公司破产，太古、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“齐价合同”。
1875 年，招商局在外商联手压价相逼的恶劣形势下，赢利 15 万余两；1876 年，赢利 34 万余两；1877 年，赈捐 3 万两后，赢利 42 万余两；1879 年，运价回复正常状态，赢利翻倍，超过 76 万两。
图：1872-1883 年间，招商局的经营航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