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蝗军托我给您带句话:为什么得天下的不是日伪和国民党?

蝗虫虽小,所关乎的不仅是一亩地一家人的收成,更关乎一国民心。
一部中国近现代史,除了革命与战争,还是一部灾荒与抗灾的历史。

河南人民命苦,水旱蝗汤,纷至沓来,“汤”是人祸,有兵燹,有匪患,咱们暂且不提,今天要说说“蝗”。

身兼科学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徐光启,曾经讲过:灾荒的三大诱因,水旱蝗中,最要命的当属蝗灾。“地有髙卑,雨泽有偏,被水旱为灾,尚多幸免之处,惟旱极而蝗,数千里间草木皆尽,或牛马幡帜皆尽,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。”同样是减灾抗灾,蝗灾更考验的是集体的行动力和组织力,所谓“必藉国家之功令,必须群邑之协心,必赖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,无戮力自免之理。”换言之,如果身处战乱,国家濒临崩溃,基层组织建设形同虚设,不管你怎么折腾,都是无法抗拒的灾祸,剩下的只有等死!

蝗灾为患中国几千年,《三国志》游戏里都有表现

著名的治蝗专家陈家祥教授,曾在1935年有个统计,说我国自公元前707 年至公元1935 年间共发生蝗灾796 次,平均每隔3 年发生1 次。另一位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先生,则从北宋开国的公元960年到1935年,做了另一个统计,他认为:其间共发生蝗灾619次,平均五年发生两次。其中有63次为单独突发之一年,而有102次为连续发生两年以上者,每次发生的连续时间约为5.5年。

传统上认为中国最早的蝗灾纪录,发生在鲁桓公五年(公元前707)秋。实际上《诗经》和更早期的殷墟甲骨文中,都有蝗灾的记载。豫北的河南人民,跟蝗虫打交道的惨痛教训,起码在商王那里,就有不小的心理阴影。一到夏秋,商王就非常紧张,对于蝗灾,他们无能为力,只能不断占卜和祈福。当然我们知道,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。

1942是中国的大灾之年,饱受日寇蹂躏的河南,又遇旱魃,加上此前的花园口决堤酿成的大片黄泛区,汤恩伯部队的竭泽而渔,祸不单行的是蝗灾接踵而来。首先是黄泛区发现蝗虫,但当地几无统治秩序,国民党和日伪政府对此也不上心,初期基本没做什么工作,老百姓缺乏教育,以蝗虫为神虫的老脑筋作祟,于是没多久遮天蔽日的蝗虫就起来了。

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泛区,是1940年代华北黄淮蝗灾的根本原因

先遭殃的当然是黄泛区,扶沟县志说当时“飞蝗遮天蔽日,由北向南入扶沟境。遇见禾苗,骤然落下,蚕食叶片,咬断嫩头。一棵谷子,从头到顶,爬满蝗虫,吃的只剩光杆,再飞到别处,虫灾造成绝收。”

接着蝗虫飞过黄河,到了第二年,蝗灾已经扩及河南全省,开始祸害晋冀鲁豫大片地区。较之去年,势头更猛。

亲历过这次蝗灾的老人回忆,说当时蝗群下落比下鹅毛大雪还要密集,好像天地间都充满飞蝗,房子和整个村庄犹如用蝗虫修成一般,地里庄稼被全部吃光,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、比干净。

中国飞蝗分布图

我党的太行区不断收到地方专员的报告,今天读来俨然是美国灾难片范儿:

“所发现者皆是几十里长、十来里宽的面积,就密度而论更是惊人,一落地庄稼地皮枝叶都看不到了,相隔十几米,人们彼此不能辨认。”

“最为严重的都进了村中家里,群众在做饭和面时,须有一人赶蚂蚱,否则即跳到面盆里,人有时从炕上向下撵、向屋外撵。”

“都是几亩大,一片一片的不漏地皮,人往中经过即碰腿碰的不能走,若立在地里用脚一扑,鞋上立即成泥。”

著名版画家李桦的代表作《蝗灾》

蝗虫多到什么程度呢?当时也有抽样统计,说有的村子一脚能踏住45个,有的一鞋底打了78个,随手一把抓了25个。

而这意味着什么呢?

一只蝗虫每天可以吃掉和自己相同重量的食物,而无数只蝗虫组成的“军队”,一天就能轻松吃掉相当于2500人食量的农作物。以河南林县(今林州)为例,一天之间,3个村子的125亩遭灾。一个半月不到,7个区(相当于今天的乡镇)共损失麦子19926亩,吃光9138亩,咬坏10788亩。

1943年是林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早灾的第二个年头,蝗灾如此严重,加上日伪顽的骚扰抢粮,如果搁在国统区,整个社会就要崩溃了。即便是在我们的根据地,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老乡们有的坐在田边嚎哭,有的指着蝗虫咒骂,有的干脆把牲口放到地里,让牲口把蝗蛹、麦苗一起吃光。悬梁自尽的有之,跳井自杀的有之,甚至分食人肉的也有了。

俄罗斯的蝗灾现场,铺天盖地的蝗虫,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面对

然而,我党不是南边的国民党,那时的我党不愧是时代的先锋,愣是靠着深入群众、发动群众和严密的组织纪律,打赢了这场蝗虫阻击战。

其实刚开始,我党也没有经验。抗联老革命出身,美国留学回来的农林局长张克威同志,提议用化学药品对上白糖治蝗虫。可问题是日伪顽对我们进行封锁剿杀,化学药品和白糖,都是紧俏物资,显然不靠谱!

最初,因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,常因甲家捕蝗,乙家反对,怕把虫子撵到自己地里而发生争吵、打架,甚至闹出人命。有些人干脆听天由命,有人还散布蚂炸是“神虫”,是天降灾祸,在劫难逃。这个多说两句,那年月科教不昌明,面对蝗灾,别说老百姓了,有的村干部和乡村教师也参与迷信活动。组织起来剿蝗吧?又有人认为给别人打蝗虫太吃亏。在这种情况下,县委和县政府抽出大批县、区干部,深入乡村进行广泛的动员,用事实教育群众,告诉群众必须组织起来,形成合力,拧成一股绳,才能消灭蝗虫。

蝗虫是农业农民的大敌,自然也是我党我军的大敌

别小看基层干部的付出,根据地还好说,也就辛苦一些,有的地区比如附近河北武安,区委书记在距离鬼子炮楼不足五里的村中,领导打蝗40天,这可是提着脑袋灭蝗抗灾!

要想消灭蝗虫,就得组织全县人民齐上阵,可没有组织纪律,那就是一盘散沙。县、区、乡都成立了指挥部,县农会主席任全县总指挥。各村成立剿蝗大队,并按照不同人的特点,抽出少数精干人员组成侦察队,青壮年组成突击队,此外还织织了老年队、妇女队和儿童团。侦察队负责侦察,掌握虫情,突击队是剿蝗的主力,机动作战,老、幼、妇全体动员,军政商学齐上阵,村与村、区与区还要开展剿蝗竞赛。

让老百姓广泛参与消灭蝗虫,在平常年景都实属不易,何况是大饥荒的第二年?所以党员干部要带头,党和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,从外地调入大量小米,同时所有公务人员和部队,包括刘师长和邓政委,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口粮,作为刨“蚂蚱蛋”的奖励粮、代赈济。群众每刨一斤蝗卵,当场兑换小米一斤,有的地方甚至是五斤。这样一来,连会走路的幼儿和常年大门不出的老人,都投入了刨蝗卵的战斗。

蝗虫和其幼卵,根据地灭蝗效果远超日伪顽的关键就在于组织群众挖蝗卵

林县的具体情况,文史资料里没说,但附近几个县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。7岁儿童赵银山、赵来子经常自动远征十余里刨蝗卵,60多岁的赵志祥和他两个小孩也挖卵125斤。11岁的宋小六被称为“挖卵能手”,别人一天挖1斤,他却能刨2斤多,所以经常在他背后跟四五十个人,学习他的挖法。

群众发动起来了,就要让他们贡献出来自己的聪明才智,群众有的是高招,有的是创举。在梯形地带运用“簸箕阵”,在河滩石缝和山坡草深的地方运用“改进阵地围剿法”,其他还有“罗圈阵”、“长蛇阵”、“响铃战术”、“火把战术”、“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”、“复合式阵法”等。

百里长的防线上,各村互动,大家摆开阵势,飞蝗在天上飞舞,人们在地上摇旗呐喊,敲锣打鼓。山头上设立的瞭望哨轮流站岗,蝗虫一落地,立刻鸣炮联络,群起轰打。经白天不断袭击、轰赶,飞蝗精疲力竭。黑夜降临围歼战便在各地同时展开。田间、山上、河边,到处都撒下了天罗地网。几万人的队伍就像军队打仗一样,按着事先规定的信号有秩序地前进、后退、分进合击。在梯形地带,采取三面包围的队形,把飞蝗压缩到堰根,在后面用火烧死。在平坦地区,使用一字长蛇阵的队形,慢慢向前推进。阵地对面冲天的烟火,挡住了飞蝗的去路,飞蝗最后被歼灭在火墙跟前。只有落在庄稼叶上的飞蝗,既不能打,又不能烧,于是又创造出一人掌灯,一人捉的“星火阵”。

1951年人民空军派飞机支援皖北群众灭蝗,这背后不变的是党魂军魂

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战斗力,一旦迸发出来,那股劲头真不是盖的。群众发现凤凰山是蝗虫在当地的老巢,全县组织了一万余名群众,将方圆二十多里层层包围追剿,连钻到石缝土洞里的幼虫都被挖出或用泥土封死,彻底犁庭扫穴,使其不能扩散危害。

而且传统的小农意识也放下了,区里乡里互助会战,还组成灭蝗兵团到邻县支援战斗。比如林县、安阳组成联合剿蝗指挥部,在两县边境摆下“罗圈阵”,大圈里面套小圈,把蝗蛹围得风雨不透。有的敲锣鼓,有的掌火把,有的手执鞋底劈劈啪啪打。往上窜的蝗蛹被烧死,往下窜的被打死。掩埋队把烧死、打死的蝗蛹扫向沟内掩埋。不到一个月,蝗蝻基本被消灭了。

同期蝗灾也危害了日伪的华北统治区,人家的预案和处置办法,出台的比我们早,而且还请的日本专家,看起来层层抓落实,貌似很不错。但问题是他们依靠的不是群众,而是上下级的官吏,到了最基层的村层面,就变成村长征集民众进行治蝗。这么干的结果,自然是“轰轰烈烈走形式,扎扎实实走过场,认认真真哄群众,天花乱坠做总结。”

齐白石的蝗虫写生稿,蝗虫曾给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农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

比如1943年10月17日至1945年8月20日,津海道公署划拨给青县(今属河北)3万元治蝗专款。这点钱用于全县两年的治蝗工作,本已杯水车薪,而更令人诧异的是,在支出清单中竟然没有一分钱是用于购置治蝗药品、器具的。3万元治蝗专款,主要被用于会议差旅费、宣传费、招待费,其中会议、差旅费16324元,占54.41%,宣传费10417元,占34.72%;宴会、洋车等招待费3259元,占10.87%。道署来视察治蝗的领导,出入坐洋车,花去洋车费230元。更有甚者,民众煎熬于蝗灾之中,治蝗委员会却在蝗灾区大排筵宴,招待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和采访灭蝗经验的各路记者。仅此一项,就从治蝗经费中开支招待费770元!

而河南的国统区情况又如何呢?

不能不说不重视,首先宣传上很给力,省政府设定了专门的防蝗宣传周,规定宣传周期间,各级政府要逐级召开治蝗大会,还要组织人员深入乡村,进行巡回宣传。省内各级报刊,必须每天都有治蝗专区,刊登相关新闻和各种消杀办法。

其次是建立治蝗情报网络,从县建设科长通到乡长、保长,要求村里发现蝗灾后,保长必须于三小时内报告乡公所,并发动全保民众立即捕杀;乡里则须在一小时内报至县政府,并派员到蝗发地带督促扑灭;县里也须一小时内电告专员公署及省政府,并于三小时内派员到现场督促灭蝗,同时省府亦应派员赴该地指导督促灭蝗。

但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很完美的东西,在执行层面,又有多大效果呢?当然《河南民国日报》上的效果非同凡响,连篇累牍的领导高度重视,千余万斤的灭蝗数字,我差点就信了。但问题是到了1945年河南国统区发生蝗灾的县份又大幅蹿升,这里面的原因何在?想必读者朋友们能想到。

行文至此,我突然觉得:这不就是我党全民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吗?打蝗虫跟打鬼子是不是很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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