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汉郑也夫

三、学术批判

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建立大师的认证机制，以便分出“特殊”与“一般”的学者，这是2005年底的事情。万事开头难，推选出来具有极高学术水平、又红又专的学者，已经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。影响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中国社科院总愿意关起门来办，一方面说明中国社科院没有宽阔的胸襟，不能涵盖香港、台湾的学者，另一方面，大陆各地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的学者也没有涵盖。最主要的是，李泽厚先生不能成为学部委员，可见，评选资格不是按照学术水准，而是主要体现政治过硬。

这让我们想起来，1949年以后，20世纪50年代出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包容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。但是，全能政治的社会生态，是要领导一切学术的，按照这种标准，顾颉刚先生是不能评选为学部委员的。

1977年，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、经济学、历史等13个研究所，整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。金岳霖、贺麟、钱钟书、杨绛、沈从文，可谓群贤毕至，但，社科院毕竟和大学不一样，很少有师生间交流切磋之乐。在也夫看来，社科院，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社区。

也夫就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，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，在这里一直呆到1994年。1994年到1998年，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呆了四年，尽管也夫有洁癖，但是，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面的研究人员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。1995年，也夫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之后，景天魁从哲学所来到社会学所。在一次与西方学者交流会上，看似谨小慎微的景天魁，不经意间一开口就说错了，这对也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。但是，随后的几年，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。如果真要说有的话，在我看来，只能说是学术理念的不同，学术胸襟的差异而已。

所以，2006年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，最后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就是景天魁，尽管这时候，也夫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年之久，但，也夫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诞。忍无可忍，7月31日社科院两周的公示期刚过，也夫发表博客文章——《二流学者何以当学部委员——质问中国社科院》。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学者，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里面，一流学者不少于五位，至于北京地界的学者里面，好过景天魁的也要超过十位。“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，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。”

笔者也曾写文章，题目就叫做《也夫说“景天魁是二流学者”比较厚道》。一些朋友觉得社会科学，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这说明中国学术共同体还没有成熟，但是就是没有成熟，或者说社会学比较弱势，难道就可以良莠不齐、鱼目混珠？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

中国社会学界，也夫说自己是边缘人，这不是客气话，社会学界主事的，因为有利益的纠结，内心的想法，不可能像也夫这样坦诚。也夫没有捞取什么利益，所以，说话就能够这么坦率。“利益相关者”举证景天魁是二流学者，可能吗？“利益不相关者”也夫把这话说出来，社会学界对于特立独行的也夫能怎么办呢？也夫把这话说出来，从另外的角度观察，也可见出也夫对于社会学界的绝望情绪。

也夫对于景天魁的怀疑，是为了推动社会学界良性评价机制的建立，原本是一个好事。但是，也夫这么出活的社会学家，不懂得中国特色的“社会学”，使得社会学界具有一点多元的生态之外，其实什么也没有实现。可以说，这不是也夫的失败，而是，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惯性。改变历史的惯性，建立好习惯，殊为困难，没有一两代人的努力，怕是办不成。

也夫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超过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，比如说李银河、苏国勋、李培林，其他人，也夫没有说，也许是黄平、李汉林、陆学艺、渠敬东、王春光，这些学者在我看来，确实比景天魁出活。但，景天魁从1998年开始当所长，一直当到2006年。只要有可能，就可以成为《社会学研究》的主编，《中国社会学年鉴》的主编，其他什么课题和项目的负责人，这些都是水到渠成。

“景天魁是二流学者”这一说法，为什么比较厚道呢？因为，也夫毕竟承认景天魁是学者。景天魁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和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友，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有一部分出身于哲学，像陆学艺、郑杭生、景天魁都是如此。

文化大革命中晚期，景天魁在山西日报理论部工作。文革结束之后，憧憬回到母校深造，但，此事未果，这样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，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景天魁毕业之后，留所工作，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，1995年“半路出家”，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。毋庸置疑，景天魁先生确实具有很深的哲学造诣。社会学界的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，一位具有哲学造诣的学者，为什么非要来到社会学所，其实，此种事情，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平常的，因为西方学术界都具有宽阔的视野，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陆学艺先生回答学界的疑问时，也是这么回答的：景天魁哲学功底不错。

笔者不愿意纠缠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，没有意义。英雄莫问出处，不管景天魁什么教育背景，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成就和突破，就值得欣慰。

社会学所关注的视野，极其广阔，所以，社会学家必须具有优美的常识。任何一位社会学者，在人口众多、地大物博、而且变迁迅猛的中国社会面前，他的专业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。所以，中国社会学家多元的知识背景和各异的学术兴趣，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，也就是说，社会学家对话、交流、切磋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话题。但是，这种劣势在一定情形之下，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，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。强调景天魁先生的哲学背景，而且进一步强调景天魁先生“半路出家”，确实不够究竟。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，比如秦晖，历史专业出身，邓正来，外语专业出身，孙立平，新闻专业出身，也夫本人，既有历史学的背景，也有宗教学的背景。

北京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，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会学家，中国社科院李银河、苏国勋、李培林、黄平、李汉林、渠敬东、王春光，中国人民大学有潘绥铭、周孝正，北京大学有郑也夫、王铭铭，清华大学有秦晖、孙立平、郭于华、沈原，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星，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两位掌门：陆学艺和郑杭生。

单就北京来说，至少不下十七八位，学术水准不在景天魁之下。不少人士面对也夫的质疑，说什么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言外之意，景天魁到底什么水准，怎么能看得清呢？我在业余弄学术地图的时候，葛兆光先生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反对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一个理由。但是，觉得弄不出来的事情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人家中国社科院就弄出来了，而且还是如此有趣。

后来，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，我们为什么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呢？形势比人强，也夫对于景天魁的质疑，还是比较厚道的。其实，中国社科院弄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47名，绝大部分，是现任或者前任所长，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