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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3月，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，在法理上将党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大会确立了以总理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：“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、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，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。”
1930年代的课程标准都有对于党义教育的要求。例如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初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，其主要目标就是“使学生明了三民主义之要旨，及政治经济法律与地方自治之基本知识，养健全之公民资格。” 1934年部颁高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的重要目标是：“使学生认识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，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”。
国民政府的党义教育在教学中得到迅速贯彻，“分布三民主义、建国大纲、建国方略、党史、党案于各学科中，为渗透的普遍的教学” ，“皆以能养成党治下健全之国民所必需之技能、思想、性格、体力而有以使党长进不朽为本” 。故而党义教本无可选择地在以上范围内取材，“无一句无来历，无一句杜撰” ，多按照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部分编排，几成为语录式的著作。事实上党义科覆盖了所有科目，尤其成为公民科的外壳。正如有研究者认为，公民科教学也应该“使儿童理解党国之组织之现状之最终目的，及自己与党国之各种关系，因以启发其努力服务党国之思想，锻炼其勉力为忠实党员明达公民之意志……”
1930年代一种较有影响的公民教本：叶楚伧和陈立夫主编的《初中公民》教科书。主编者之一叶楚伧（1934—1938）早年是南社诗人，又是国民党官员、政治活动家，1928年后，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，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。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。另一位主编陈立夫（1898—2001）也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中国国民党政治家，曾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，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，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，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。他们二人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主编公民教本，证明了1930年代公民教育具有强烈的党义性质。
叶楚伧、陈立夫主编、编撰过不止一部公民教本，这里仅以正中书局1935年出版的《初级中学公民》来看。这部教科书共5册，分别讲授公民生活与公民道德、公民政治生活、地方自治、法律大意和公民经济生活。这几方面内容是1930年代公民教育的一般模式。教本宣称：“本书各册根据三民主义，阐明总理遗教，期以党义渗透公民生活” ；课文内容基本上是“融汇孙中山先生遗教”，“教学时宜令学生参考《总理全集》” 。课文的优长是不机械引用孙中山的论述，但无处不传达三民主义精神。正如叶楚伧在他主编的另一种公民教材中解释有关篇章安排：“民权主义政治制度之完成，一本于宪法。宪法根据《建国大纲》，故本书第三四五各章，实以《民权主义》及《建国大纲》为构成之骨干。”
党化教育在形式上、内容上固定化的同时，在功能上也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规训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工具，公民教本实际成为实现“民众三民主义化”和“教育民众中国国民党化” 的助手。国民党政府和国家的权利一体化，公民教本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口号式课文：“拥护我们的政府！信任我们的政府！政府努力替我们做事！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！我们的政府万岁！”
党化教育的弊端时人早有认识。早在1928年，《上海教育》就发表文章《党教育》，描述了“党化教育”在实际教育中的方法和恶果：1，课程“采用党的教材，生吞活剥式的灌输三民主义，国语文中充满了革命伟人的伟大史传，常识课是国民党的政纲，音乐课要唱“革命之歌”，美术要学“革命画报”……把党的一切当做了日常功课”。2，“仪式上竭力模仿党的形式，纪念周甚至平常集会一定要瞻谒总理遗像、恭读总理遗嘱，恰如八股时代的“圣谕广训”一般”。3，“党的标语无处不在”。4，“学生参与党的运动，今天游行明天集会后天演讲，往往不是志愿而是强迫的，学生往往有疲于奔命之感”。 所以从教育效果上看，党化教育实际上是压制个人思想，教人盲从，培养奴性的教育，1920年代蓬勃兴旺的公民教育逐渐暗淡下去。
